2026年9月23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搭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活动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引领作用。在过去11年中，习近平主席两次访问美国，均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考，旨在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指明方向，消除误解与障碍。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的演讲中就曾表示，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大国之间因战略误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到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再次在白宫欢迎仪式中提到，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关系稳步向前的重要一环。这一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并在近年来逐渐遭到事实的挑战，给许多美国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修昔底德，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分析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认为是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1980年，美国战史作家赫尔曼·沃克首次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中，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影响有限。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则重新提出这一概念，借助过去500年中的16次霸权转移，指出其中只有4次是和平过渡，进而推论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守成大国的恐慌，从而引发战争。此说法在一些人中造成了困扰。仔细分析“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这一论述并不严格，一方面是论据基础不够扎实，混淆了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区别。在艾利森所提的16个案例中，有4个反而与他的结论相悖，其他案例的选择也缺乏统一标准，不能全面代表情况。另一方面，各个案例大多以欧洲为背景，但欧洲的历史特点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因此以欧洲的逻辑推论世界局势并不妥当。此外，民族特性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历史结果。欧洲四大民族至今存留着较大差别，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国家，并没有强权扩张的历史基因，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态度使其行为远离“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再者，单纯依赖历史的观点而忽略时代的变迁是无法适应今天全球化的实情。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成为大势所趋，80%以上的全球GDP均依赖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通过合作与良性竞争所取得的共赢成果，成为了主流的解决之道。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艾利森本人也提到，识别陷阱的目的是为避免陷入其中，因此修正了原有理论的绝对性。然而，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仍需引起重视，以免出现误判与不当行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需要雄心壮志与历史的担当，以便在未来大国之间找到一种正向的相处之道。